951913劉昱玲 951914陳綉琪 951916吳安琪 951920蕭子軒 951921張毓麟
「《Good Night, and Good Luck》其實是向我父親、蒙洛、及所有無畏當道新聞工作者致敬的一部作品。」喬治克隆尼的父親當年就是新聞主播，他自己也是讀新聞出身的，因此對於新聞從業人員的責任與風骨，更有深刻的體認，巧妙地以這個1950年代的真實故事。就像電影裡的主角Edward R. Murrow一樣，父親是一個是說對的話，只作對的事的人，對他及那一輩同僚而言，蒙洛的英雄事蹟是一個典範與標竿。而在電影拍攝過程中，關於新聞及史實的部分，絕對要做到反覆求證，確保消息來源及內容的真實性。
《Good night, and good luck》以黑白片的方式拍攝並剪輯當時新聞節目與影音畫面，兩相結合，還原了在一九五○年代在美國本土令人聞之喪膽的McCarthyism。描寫了美國1950年代「冷戰」時期，自由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關係勢同水火，共產黨全面滲透、赤化世界的恐懼瀰漫美國社會，共產主義被妖魔化，意識型態與意識型態之間便失去了對話與辯論的空間。
威斯康辛州參議員Joseph R. McCarthy當時宣稱握有國內「共產份子」的名單，藉此審查各個公務機關、新聞媒體等，當政府開始大似審查公民的言論、身家背景時，一面批評共產主義的人，正成了作實共產主義的劊子手，開始殘害公民自由，甚至連新聞媒體也不能對McCarthyism的一切提出疑問與不同意見，否則，你就會被扣上一頂大帽子：賣國的共產份子。這段期間，McCarthyism以謊言捏造的方式，隨意指控他人，用以挽回自己每下愈況的聲勢，造成許多戕害民眾自由人權的情事案件，言論及新聞自由面臨空前未有的威脅。此時新聞輿論成為重要的一權，試圖平衡政府權力的不當傾斜。在當時的年代裡，仇共情結高漲，人性此刻是脆弱卻又激昂的，害怕至極的結果便是將敵人與朋友做明顯的切割，人民即使感覺不對勁，卻也無法拿出勇氣對抗這股超強的意識流。這樣的情形在台灣也能尋到歷史蹤跡，每個時代的政客、掌權者，似乎都對人性瞭若指掌，只要拿出民族情感、豎立敵人，民眾便能隨之揮旗起舞。
在電影中看到作為記者、新聞人所面臨的多重壓力，除了冒著政治不正確的風險、軍方的施壓以及民眾懷疑的眼光外，在媒體組織結構下，又必須與「商業利益」進行拔河比賽的拉鋸，媒體老闆認為觀眾愛看的是輕鬆娛樂的節目，而不是嚴肅的政治議題，觀眾是商業廣告主的最愛，媒體正需要這些廣告主，就在這環環相扣之下，Edward R. Murrow的節目雖然揭發了McCarthyism，最後還是被迫中止。美國CBS電視網新聞製作人Fred Friendly面對電視台與贊助廣告商的強大壓力以及籠罩在「白色恐怖」的氣氛下，依然堅定立場，在其製作的《See It Now》節目當中，由節目主持人Edward R. Murrow不斷公開檢視McCarthyism在進行其政治迫害的行動中散佈謠言與謊言的行為，而McCarthyism又指稱Edward R. Murrow本人就是共產主義信仰者的回應，更讓當年CBS這一群新聞從業人員人心惶惶，而恐懼與報復的氛圍也始終揮之不去。最後在他們秉持專業與信念之下，終於真相大白，戳破麥卡錫的謊言。如同紐約時報董事長兼發行人沙茲伯格所強調，美國及台灣都面臨社會兩極化的現象，媒體責任因此變得更重要，「不應讓身邊的政治人物影響我們，媒體的第一守則就是報導事實。」聯合報社長王文杉也指出，「我們必須讓政府了解民眾的需求，也扮演明鏡的角色，讓政府明白其施政是否適當。」
Edward R. Murrow身為新聞工作者的膽量最讓人感動！第一次在節目中批判Joseph R. McCarthy時，他臉上神態自若，但腳卻在桌子底下抖個不停；這一切只有Joseph R. McCarthy看到，Edward R. Murrow在其他人的眼裡，永遠都是那副冷靜、不為所動的樣子。在與惡勢力對抗時，隱藏在冷靜、堅強的「Public Mask」後面，是必然的「Private Fears」。但他們絕不會將「Private Fears」顯露出來，持續攻擊、不讓惡勢力有嘲笑他們軟弱的機會，這就是新聞工作者的膽量與勇氣！
「假如讓我來決定我們應該有一個沒有報紙的政府，還是沒有政府的報紙，我會一刻也不猶豫地選擇後者。」
（傑佛遜：《致愛德華•凱林頓的信》1787年1月16日）
今日我們談起新聞自由，必然忘不了傑佛遜的這一段話，這種寧願無政府也要保有新聞自由的精神，已被媒體奉為最高圭臬，也正是新聞媒體做為第四權最基本環境與條件。作為新聞人、作為無冕王，卻須在紛亂的訊息符號中，理清頭緒，並且鼓起勇氣作對的事，的確充滿矛盾與掙扎，雖然在與McCarthy對峙的過程當中，一名主播由於支持主持人Edward R. Murrow被報紙社論批為不客觀、有偏見因而自殺身亡，然而歷史卻還他清白，這群人也使美國的新聞自由得以保存、不受到侵害。
Edward R. Murrow在《Good night and good luck》結尾的演講中，除了批判電視媒體的墮落，也批判了中產階級的冷漠，他指出中產階級「有錢、逸樂、自滿，天生對惹人不快的訊息敏感，而大眾媒體也反應了這種傾向」。中產階級大多是知識份子，有能力、有財富，卻對社會不聞不問，我們大多數將來也會成為中產階級，但是對社會的關心有幾個人能做到呢？我們總是在批評媒體越來越綜藝化，但身為知識分子的我們，除了批評之外其實還可以做更多實際的行動！；而同樣身為中產階級、卻背負著「第四權」、「守門人」等社會期望的媒體工作者，更應像Edward R. Murrow一般，不畏強權，以銳利的目光揭發社會腐敗的一面。
這部電影跟水門案有異曲同工之妙，都講到媒體的第四權，兩個都是運用第四權恰當的例子，揭發政府官員不當的行為，也不斷的點出媒體對於國家與社會改變的重要性，當真實與個人危險相衝突的時候，該怎樣取捨，這些值得台灣的媒體學習。媒體的影響力無遠弗屆，它可以教人為善、啟迪人心，但前提是” humans are determined to use it towards those ends”，作為新聞媒體從業員，如果太快就忘了理想、忘了堅持，太快就陷入了政府軍工娛樂結構的腐化並視若無睹，那麼媒體將是惡魔，「第四權」也只是個令人感到羞恥的封號罷了
0 意見:
張貼留言